《经济学人》上周的封面文章说：“本周三大洲的多个城市爆发了抗议活动。参与者一般是普通的中产阶级。他们谴责当权者的腐败、低效和傲慢自发性令这些抗议者兴奋地感觉到了希望。但是，缺少组织也使得议题变得模糊。这样的运动可能来也快，去也急。就像2011年在西方国家的城市扎营的占领运动抗议者一样。”
弗朗西斯福山在《华尔街日报》上做了同样的判断：“土耳其和巴西近来的事件都是由于全球新中产阶级的兴起。现代中产阶级在哪里出现，就会在哪里引发政治骚乱，但单靠它本身几乎不会带来持久的政治变革。虽然抗议、暴动和革命一般都是中产阶级领导的，但它几乎未曾带来长远的政治变革。这是因为中产阶级只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少数人，而且它自己内部也是分裂的。除非他们能跟社会的别的部分组成联盟，不然他们的运动很少能够造成持久的政治变革。学生尤其不知道怎么来去联系农民和工人阶级，以创造广泛的政治联盟。”
美国学者大卫格雷伯在《民主工程》一书中强调，“占领华尔街运动”和埃及、西班牙等地的抗议活动是有联系的。他说这是全球化的“起义浪潮”，他们没共同的意识形态，但都反对日益全球化的社会制度。占领华尔街运动要挡开两种不同的敌人：想阻止占领的人，以及想组织占领的人。占领华尔街运动最著名的是忠实于水平主义：不要党派、不要领袖、不提要求。“占领华尔街”的人并不全是无政府主义者，但他们的活动是无政府主义的，他们直接的斗争目标不是银行家，而是地方政府和警察。
激发了“占领华尔街运动”的是无政府主义思潮。斯坦福大学博士尼基尔萨瓦尔说：“在反对新自由主义运动兴起的地方，黑旗总是多过红旗。自治等各种左翼自由主义运动是希腊和西班牙运动的主流。无政府主义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经典著作，如克鲁泡特金认为自然选择和进化是合作的模型，巴枯宁讨论了革命行动的本质，普鲁东阐述了私有制的起源。但后来无政府主义缺乏理论著作，最近无政府主义运动才开始留下他们的印记，各种著述试图强化无政府主义理论。”
使“无政府主义”一词流行起来的是法国哲学家普鲁东，他说：“政府是上帝的惩罚，上帝建立政府是为了规训全世界。你能期望政府为了创造自由而发起革命取消自己吗？”俄国的巴枯宁说：“一旦工人成为统治者或人民的代表，他们就不再是工人了，就会开始从政府的高度俯视工人世界。”
大卫格雷伯在介绍无政府主义时说：“近一个世纪以来，无政府主义者从来没搞过爆炸，这样的意识形态是很少的。”《纽约客》的评论认为：“这等于偷偷地承认，一百年前，无政府主义者没这么温和。1886年5月4日，在芝加哥的海马基特广场，警察试图阻止罢工工人的，人群中有人丢了一枚炸弹，炸死了至少10人，包括7名警察。芝加哥成了无政府主义政治的中心。虽然丢炸弹的人最后没找到，但有8名无政府主义者被控是这起事件的从犯。在欧洲，无政府主义者实施了一系列惊人的袭击行动，刺杀了一位总统（法国的）、两位国王（意大利和希腊的）、三位首相（西班牙、俄国和又一个西班牙的）。在美国，1901年，无政府主义者里昂乔戈什刺杀了总统威廉麦金莱。”
但慢慢地，无政府主义者变得没那么凶残了。“占领华尔街运动”从上世纪70年代的平等主义组织那里学习了一些组织策略。朋克的兴起赋予了无政府主义新的形象：1976年，“性手枪”乐队发行了一首歌曲叫《英国无政府主义》。“极度”（Crass）等乐队用无政府主义来宣示他们致力于一系列解放事业，且独立于英国的主流组织。无政府主义跟朋克的关联使它具有了反文化的可信度，1999年，在西雅图抗议世界贸易组织会议的活动分子中，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冲到了最前沿。
耶鲁大学政治学、人类学教授詹姆斯司各特在《为无政府主义欢呼两声》中说，无政府主义的主要优点是“容忍混乱和即兴发挥”。他不再呼吁取消政府，所以是“为无政府主义欢呼两声”而不是三声。他强调要在日常生活中发起小的抵抗，“拖后腿、偷窃、装糊涂、怠工、擅离职守、旷工、非法占用、斗争”。他提出“没有等级秩序或国家统治的合作”，根除国家是不可能、不现实、不必要的。
《为无政府主义欢呼两声》这个书名回应的是英国作家福斯特的随笔《为民主欢呼两声》，以及美国新保守主义者欧文克里斯托的著作《为资本主义欢呼两声》。司各特在新书中扼要重述了他在以前的著作中阐述过的主题：抵抗采取多种通常是隐蔽的形式，政府往往会实践知识。他认为地方性知识比技术统治论者的权力实施更优越。地方性的街道名称、方言、音乐传统、土地使用习惯，政府认为这些实践知识都是非法的，试图把它们整合到等级系统中。
司各特提出，一点无政府主义对交通来说也有好处。他援引了1999年从荷兰扩展到欧洲的一项取消红绿灯的试验。他指出，在我们习惯的体系中，人们依赖于指示牌或信号灯，而不是依赖自己的判断，由此知道何时该拐弯，何时要停下。在设红绿灯的路口变成没有信号灯的环岛后，人们会更加小心，因此事故数量会下降。就像在拥挤的溜冰场，人们能成功地相互避让。取消红绿灯的试验在原则上并不反对交通信号灯，只是认为在有些地方，红绿灯不能够确保安全、提高交通效率、减少污染。
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，主要的历史先驱都转瞬即逝，就像没存在过。1871年，巴黎公社只持续了不到两个月；1936年，在西班牙革命后，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的加泰罗尼亚持续了大约一年。无政府主义的吸引力主要是负面的：许诺了一个不同的世界。
格雷伯认为他找到了政府的替代品：政治运动很像他们想创造的世界。革命者不是计划一个新的社会，而是形成一个新的社会，然后壮大起来。一个等级制的先锋党派创造不出广泛的平等，就像阴冷、无趣的革命者不能提高人类的幸福水平。一场运动怎么样开展决定了它想得到什么。格雷伯期望的是一种权力分散的社会，由地方集会和合作组织来做决定，就像是做陪审员，不过不是自愿的。他说，没有政府的强制，严重的经济不平等持久不了。“每当我们不一定要通过武力强制、肉体威胁就相互理解，我们就已经是无政府主义者，或至少像无政府主义者那样行事了。在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的基础上，扩展自由的领域，直到自由变成最终的组织原则。”
格雷伯说，一个新的社会将会扩大人们的选择，但是他说，真正的无政府主义革命意味着生产更少、消费更少。人类将“摆脱所有无用的或破坏性的职业，如电话销售员、律师、狱卒、金融分析师、公关专家、官僚和政治家”（人类学教授好像会保留下来）。虽然格雷伯喜欢把他跟那些阴冷、无趣的对手区分开来，但他的展望中也有一些苦行主义的痕迹。
格雷伯虽然反对争取的权力，但他会维护一些政府的项目，如社会化医疗。他说，有两类政府机构，一类是依赖强迫的，如监狱和边境控制，还有一些是依赖自愿的，如医保。但他也会意识到，有时无政府主义者会为了在短期内提高政府的作用而斗争。比如抗议政府削减预算和给公司减税，一群戴着面具的无政府主义者高喊“缴税！”令他感到不安，虽然他自己也参与了。
在华盛顿很有影响的无政府主义者是已经去世近20年的经济学家默里罗斯巴德，主张小政府的共和党人把他视为偶像。罗斯巴德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，也是一位资本家。他曾经说：“真正的无政府主义是资本主义，真正的资本主义是无政府主义。”他认为，政府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待公民，政府消失的话，人们的行为不会有什么不同：我们会像现在一样有创造力、一样贪婪，只是更自由了。到那时可以请私人保安公司来保护自身的财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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